江明老师曾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成果是有国籍的。”我想，作为科学家，他最大的愿望莫过于站在国际学术盛会的讲台上展示自己的科学成果。这不仅仅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实现，更是意味着向祖国母亲献上厚礼。作为高分子科学家，世界高分子大会无疑是实现这个愿望的“金色大厅”。2010年7月16日，在英国Glasgow 举行的第43届IUPAC世界高分子大会（Macro2010）上，江明教授做了大会报告。一个多月之后的今天，我怀着众多同学的重托，走进他的书房“纳雅斋”，近距离地感受老师风采，回味精彩瞬间，那热烈的掌声似在耳边环绕，那激动的场面似在眼前浮现……

（江：江明教授 郭：郭娟）

郭：江老师，您好！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前阵子刚从英国参加世界高分子大会回来，您受邀做了大会报告，同学们都想分享一点您的经历和感受，能和我们谈谈吗？

江：好呀。这次大会的全称叫“IUPAC第43届世界高分子大会”，简称Macro2010。 这是系列大会，第一届大会是1947年在比利时召开的，这次是第43届了。它是高分子学术界最高级别的综合性的学术活动，在高分子界的威望很高。大会虽然已经有60多年历史了，但几乎没有中国人做过大会报告。仅有的一次机会是2002年在北京召开了由我国化学会主办的大会，邀请了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洪定一教授介绍了中国高分子工业发展的总体情况。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大会学术报告，我是第一个被邀请的。

郭：您接到邀请后的心情怎么样？

江：一年半前我就收到邀请了。自然很高兴。这也算一个标志吧，标志我们中国高分子逐步被世界所承认。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我特别觉得责任重大。

郭：您是怎样准备这次大会报告呢？

江：我知道这个邀请的份量，所以做了很认真的准备。报告题目反复斟酌，最终定为“New Strategies for Macromolecular Self-Assembly in Solutions”。这实际上是我们过去十年的工作的总结性的报告。为了准备这个报告，我四月份去了日本，在几个知名大学做了5场相关的报告，这也是“热身”嘛。在日本朋友中的反响也是蛮好的。但有教授给我提出，如作为一个大会报告，可做得更综合一点，更宏观一点。这意见很好。于是我回国后对报告内容作了较大的修改。我去除了一些细节的讨论，把十年当中好的工作集中起来，更多的在面上铺开。我从我们提出的非共价键胶束（NCCM）的由来讲起，着重这几年的新发展，包括新的组装单元（不仅是柔性链，还有刚性链、扇状分子和生物大分子），新的驱动力（不限于氢键作用，更多的考虑主客体相互作用）以及通过大分子自组装制备新的超分子材料，包括可逆凝胶等等。大会报告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包括讨论部分。会议主席建议我讲五十分钟，我正好用了五十分钟。

郭：您能向我们简单介绍下与您同台报告的其他七位教授么？

江：一共八位大会报告人，他们中不乏相当权威的人物，比方：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Jean Frechet教授，他是“树枝状大分子”的鼻祖，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还有法国的Ludwik Leibler教授，理论非常强，高分子微相分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在“Macromolecules”上发表的论文是该刊自创刊迄今42年来引用最高的一篇。最近在Nature又发表了一篇关于超分子可逆交联网络的研究论文。还有一位是荷兰的Han Meijer教授，是高分子材料加工和力学性质方面的国际权威。这三位都是特别知名的。能够和他们在同一个讲台上演讲当然也是很荣幸的事情。顺便说一句，Frechet在报告中用罕见的热情语言对他的博士后高海峰大为赞扬，而海峰是我系府寿宽老师的学生，03年得到硕士学位的，我听了特别高兴。

郭：您做完报告后，应该有很大的反响吧。

江：特别关心这事的是中国的同胞，国内各个单位参会的中青年学者，海外华人。报告结束后，正好大会休息，大家放弃了咖啡，都围聚过来，很兴奋地跟我讲他们的感受，大家一起拍了许多照片。一位在英国Sheffield 大学的博士后发email 对我说“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feel proud of listening to a talk given by a scholar from China.” 其实在报告前我多次想到过，如果我这次讲砸掉的话，将来有可能在好多年里这个讲台不再有中国人的身影了。正如开头提到的，这个报告也可以看作一个标志，中国高分子研究发展到了新阶段。过去登上这个讲台上的都是发达国家的。像这次，其他七位学者分别来自美，英，荷，法和日本5国。我报告时，会议的几个主要组织者都在，如Macro2010大会的主席Peter Lovell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David Haddleton教授，他主持我的会议，还有IUPAC高分子分会主席Christopher Ober教授等。报告结束后，他们都和我握手祝贺，说了许多赞许的话。当然，这里面或有礼貌的成分，不过也不至于过于虚伪吧。呵呵。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圆满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郭：听上去您还挺有压力的？

江： 是啊，责任重大。我想当西方的这些高分子界的大家们被邀请报告时，他们是把这当作普通的个人行为的，可能不会想很多。而对我确是不一样的，我自然会想到，这几十年中我们中国高分子学界就这么一个机会。我不能不觉得责任重大。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语言方面的问题，这不是用本国语言来讲的，而且我开始学英语很晚，我到四十来岁才有机会开口说英语。有时我和同学们说；“你们要知道，学好英语，讲好英语，用英语写上漂亮的论文，像用母语那样，要一辈子用功夫。我是肯定达不到哪个境界了，因为我学英文只有半辈子，而且是对学语言不利的下半辈子。”不过，这次我尽力了。再告诉你一个小故事。在这次大会前我特地去了Liverpool大学，30年前我在那里作访问学者。我当年的合作导师已退休了，他特地来校听我的报告，我很感动。第二天他请我到他家吃饭，我抓紧这个机会，在他家客厅里对他一个人又讲了一遍，执意要他提意见。确实又改进不少，特别是语言方面。比如，他告诉我，讲到把环糊精从PEG链上拉出来时，我讲“pull out”， 用错了，应是”pull off”. 学无止境呵！

郭：下一次大会在哪儿举行？

江：两年后,美国的Virginia理工大学（VIT）举办。有个花絮是,在这次大会闭幕式上，来自VIT的一位教授报告了他们办会的设想。他的PPT有好几页竟然是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做的，太别致了！当时我们在座的中国人看了很兴奋，鼓起掌来。他特别说了，写上中文就是因为现在高分子学界中国学者特别活跃，他们非常欢迎中国学者参加。

郭：江老师，我看到您的报告的PPT前面有一页漫画，您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江：1979年我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国刚刚改革开放。被孤立了太久，很多人都不了解中国。有次家里有件很急的事情，我要打电话回家。当时，当然还没有手机，长途电话还要通过电话局转接。我对接线员讲，我要长途电话到上海，她竟然问我；“Shanghai? Where is Shanghai?”要知道，当时上海已经是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城市了。

郭：太不可想象了。听到这个回答，您的心情怎么样？

江：当然挺吃惊的。但是我也不能责怪她，毕竟中国封闭那么久了。那天在作报告的时候，我还讲： “如果这位接线员还健在的话，我愿意邀请她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我给她买入场券。” 我用这个开场白，就是要老外们感受到中国这30年的变化是何等巨大。

郭：您在大会现场看到了很多师兄师姐吧。

江：是的。我们会后还一起聚餐。

郭：最后一个问题，您为啥不守“国际惯例“，穿中山装做报告呀？

江：我选择它，是为让人记住，我是从中国来，让人一下子就知道我的祖国，让人有特别的印象。实际上这不是传统的中山服，它没有紧束颈部的“风纪扣”，而是留有一个一寸左右的口子。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因为，在我心目中这就是象征开放了，言论自由了。你提到的那开场白和着中山装这两个细节确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近一位哈尔滨工大的教授写电邮对我说“….这次怀着激动的心情听完您的大会报告，除了学术上的收获外，更为您的报告开场白中有关电话接线生的故事深深打动！....我们终于在世界高分子领域的大舞台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特别注意了江老师您作报告时没穿西装，穿的是中山装。”

郭：再次感谢江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当我走出“纳雅斋”，江明老师的身影从我的视野中淡出。而之前近一个小时老师向我形容的场景，如此清晰的存在我的脑海。实在无法言语身着中山装的儒雅学者走上高分子的“金色大厅”的讲台上做大会报告时，给整个会场带来多强烈的中国气息。江老师用他的大半生在艰难中不断摸索，依赖着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那股特有的坚持和韧性，努力着分分秒秒。当他桃李满天下的时候，他也向祖国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让一个个科学成果烙上中国的国籍。他永远是我们尊敬老师！（他反复关照我，切不可用“大师”一词）。

（作者系高分子科学系博士生）